光
玛妮妮·娜雅尔[1]
我七岁时，我朋友索尔被闪电击中而死，当时他正在屋顶上安静地玩玻璃球。“他被烧焦了，”邻居好事者告诉我们，“他身上肯定着火了，但是一丁点儿都没感到疼。”我只记得忙乱的救护车，还有那清晰的长鸣警笛，划破了那个十月潮湿夜空的寂静。爸爸来到我身旁坐下。“发生这种事只有几百万分之一的几率”，他说，好像仅凭这个数字就能缓解这个事件带来的恐惧。我觉得他是想帮我，或是他以为我会担心这也会发生在我身上。因为到那时为止，我和索尔都是分享一切的：秘密，巧克力，朋友，甚至生日也一起过。我们说好，都要十八岁结婚，都要生六个孩子，养两头牛，屁股上都刺一个心形的刺青，上面写着“永远的朋友”。但是现在索尔在别处了，留下七岁的我躲在被窝里，与黑暗中数着眼前的小光点。
后来，我清理出了玩具柜，把我收集的泰迪熊和小画书都清了出来。取而代之的一片空，柜子的橡木板相互反射着对面木板的光泽。我几乎把这里奉为神龛，但妈妈认为我是无事忙。她像在一旁说，放着空柜子不用，有什么好。妈妈总是把什么东西都装满——杯子，水壶，花瓶，盒子，臂弯——好像色彩和重量就等于高品质的生活。妈妈并不懂，这是我幻想的地方。我可以藏在这里，关上滑门，紧紧闭上眼睛，呼吸另一个世界的空气。睁眼时，柜里安的那个小灯泡把抛光的柜壁都照得光彩夺目，这时我觉得我感到了索尔被闪电击中时的感觉——眩晕与黑暗。我终于又跟他分享了，像以前一样。他懂得，不管他在何方，我都会知他所知，见他所见。但对妈妈那边，我只是说我不再喜欢泰迪熊和画书了。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，只是她把盛汤的碗碰得叮当作响。
几百万分之一，百万挑一。我自己重复了好多遍，好像一切的答案就在其中。这个词黏在我嘴边，执拗的不肯透露真相。有时我会没头没脑地突然说出这个词，以期借助物理上的急转而获大悟。妈妈，谢谢你做的豆子，午饭时我对她说，你真是百万挑一。妈妈奇怪的看着我，翘了翘嘴唇给我又添了些饭。俱乐部里，爸爸一举发球得分，赢了“退休者流动奖杯”。我说他真是百万挑一。哦，那个发球才是百万挑一，爸爸谦虚的推辞。但他看起来很高兴。但这不是我要的，这个词一跳出口，就失去了那种奇妙的紧迫性，而变得平平淡淡，像“把盐递过来”或“这洗澡水热不”一样。如果说索尔是百万挑一，那我就是少得多的人里挑一，比如十里挑一。他是被选中的，我是平庸的。他被我所理解不了的力量触到并改造了。而我却留下来清理玩具柜。只有一个方法，可以填补上这个沟壑，把索尔带回人间，但我想把它留到最魔幻的一刻。我想等到那个时刻，不早不晚，呼之欲出，索尔不回来都不行。这是我的秘密武器，谁都不知道，妈妈虽然得意她做的豆子，但她也不知道。这是我和索尔的事。
当冬季快要捱成春天的时候，爸爸病倒了。二月的一个早晨，他坐在椅子上，面色发黑，像壁炉里的灰烬。然后他手指在身前张开，嘴唇翕动，费力的站起来却跌倒了。这一切发生的太突然了，也太连贯了，像经过了几周的排练和润色。又是救护车警笛，急刹的车轮，行色匆匆的白大褂。心肌梗塞不是百万分之一的几率，但照样会把人生命夺走，没有眩晕，但有黑暗，还有无尽的等待。
我知道不能回头了。是时候了。必须立刻行动，没时间了。当他们把爸爸抬出去时，我冲进玩具柜，紧紧地闭上眼睛，又在炫目的光中睁开，大声地喊道：“索尔！索尔！索尔！”我想保持头脑空白，像想象中死亡的感觉一样，但爸爸和索尔在混乱的画面中忽隐忽现，如同狂风中的树叶，而我在平静的风暴中心。忽而是爸爸在屋顶玩玻璃球，忽而是索尔一遍又一遍地发球得分，忽而是爸爸和两头牛，忽而是索尔在早餐桌前弓着背。画面旋转呼啸，它们越是狂舞，我的声音变得越发清晰，像钟声敲响：“索尔！索尔！索尔！”柜子充满各种声音，我的声音，回声，还有像是来自另一个地方的声音——那是索尔所在的地方，大概吧。柜子似乎在呻吟，混响，就像被闪电雷鸣击中一般。随时，这个柜子都有可能爆开，而我会在一个绿色的山谷里，清澈的小溪潺潺流过，还有红色的木槿花。我会穿过高草，趟过流水，看索尔摘花。睁开眼，就会看到索尔在那里，捧着木槿，开心的笑。你去哪儿了，他会问，好像是我而不是他被烧成了灰烬。我心中把握十足得几乎要溢出来，简直像在庆祝。我啜泣着睁开眼。只有柜子四壁上灯泡的倒影在眨着眼睛。
我想我又睡着了，因为醒来周围是更加浓重的黑暗。已经很晚了，早已过了应该上床的时间。我慢慢的爬出柜子，舌头上像长了层毡，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。我的头脑也像一块浇铸了的金属。然后我听到有人叫我名字。妈妈坐在窗边的椅子里，一束惨淡的月光勾勒出她的轮廓。你爸爸会好的，她轻轻地说，他不久就能回家了。她一动不动的坐在那束光中，如果索尔幸运的话，此时照在他身上的光也会如此吧——倘若他像我们中任何一个，十里挑一，或更普通一些。于祝福中这束光降临，安抚着妈妈，轻柔的抚过六条街外的医院里的爸爸。我伸过手去抚摸妈妈的手臂。像洗澡水一样温暖，她的皮肤像木槿花瓣。
妈妈和我，我们俩坐了许久，其间时不时听到些轻微的夜的声响和蟋蟀嗡嗡飞过的刺耳声音。然后我起身回房。妈妈疑惑不解的看着我。还好吧，她问道。我告诉她我很好，我要去整理下房间。然后我就来到玩具柜边，又用泰迪熊和画书把它填满。
多年过去了，我们搬到罗尔克拉，是东北部一个小的采矿镇，靠近詹谢普尔[2]。十六岁的那年暑假，我在那边的密林迷路了。林子并不是特别大——最多三里见方。我只需拼命蹬车，几分钟就到通向镇子的土路上了。但是叶子的颤动使我停住了脚步。
我跳下车，站定聆听。树的枝垭伸向天空，就像爪子伸在头顶上。天空有块云彩，像动物的白肚皮。影子落在绿与黑交织的地面上。四下漂浮着细小的声音，好像有人用空气奏了一段序曲。然而又好像什么声音也没有，只是影子静静移动，壁上灯泡眨眼。多年之后，我终于又记起了索尔。然后我又傻傻的等，不是等待答案出现，而仅仅希望结束这林子带给我的恐惧，一个一个不和谐的和弦，一点一点架构起的内心的恐惧。终于，我再也受不了这刺耳的音符，我跨上车疯狂的蹬脚踏板，耳边充斥着班西女妖[3]的尖叫，两脚机械的蹬着踏板。地面上没有路，树叶和石头飞起来，阵阵尘土扬起又落定。空气是凉的，不动声色，而我冲入了渐暮的天光。
注：1. 玛妮妮·娜雅尔（Manini Nayar）: 美国女作家。安德鲁·杜伯斯短篇小说奖（Andre Dubus Short Fiction Award ）获得者。2001年赢得“波士顿评论”短篇小说竞赛和“标准杂志”的第五届年度故事竞赛。现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教授英文和妇女研究。
2．詹谢普尔: 印度东部城市，位于加尔各答西北以西，1911年后发展成为一个钢铁制造中心。
3. 班西女妖: 盖尔族（多在苏格兰，爱尔兰一带）民间传说中的女鬼，其哀号预示家中将有人死亡。
玛妮妮·娜雅尔[1]
我七岁时，我朋友索尔被闪电击中而死，当时他正在屋顶上安静地玩玻璃球。“他被烧焦了，”邻居好事者告诉我们，“他身上肯定着火了，但是一丁点儿都没感到疼。”我只记得忙乱的救护车，还有那清晰的长鸣警笛，划破了那个十月潮湿夜空的寂静。爸爸来到我身旁坐下。“发生这种事只有几百万分之一的几率”，他说，好像仅凭这个数字就能缓解这个事件带来的恐惧。我觉得他是想帮我，或是他以为我会担心这也会发生在我身上。因为到那时为止，我和索尔都是分享一切的：秘密，巧克力，朋友，甚至生日也一起过。我们说好，都要十八岁结婚，都要生六个孩子，养两头牛，屁股上都刺一个心形的刺青，上面写着“永远的朋友”。但是现在索尔在别处了，留下七岁的我躲在被窝里，与黑暗中数着眼前的小光点。
后来，我清理出了玩具柜，把我收集的泰迪熊和小画书都清了出来。取而代之的一片空，柜子的橡木板相互反射着对面木板的光泽。我几乎把这里奉为神龛，但妈妈认为我是无事忙。她像在一旁说，放着空柜子不用，有什么好。妈妈总是把什么东西都装满——杯子，水壶，花瓶，盒子，臂弯——好像色彩和重量就等于高品质的生活。妈妈并不懂，这是我幻想的地方。我可以藏在这里，关上滑门，紧紧闭上眼睛，呼吸另一个世界的空气。睁眼时，柜里安的那个小灯泡把抛光的柜壁都照得光彩夺目，这时我觉得我感到了索尔被闪电击中时的感觉——眩晕与黑暗。我终于又跟他分享了，像以前一样。他懂得，不管他在何方，我都会知他所知，见他所见。但对妈妈那边，我只是说我不再喜欢泰迪熊和画书了。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，只是她把盛汤的碗碰得叮当作响。
几百万分之一，百万挑一。我自己重复了好多遍，好像一切的答案就在其中。这个词黏在我嘴边，执拗的不肯透露真相。有时我会没头没脑地突然说出这个词，以期借助物理上的急转而获大悟。妈妈，谢谢你做的豆子，午饭时我对她说，你真是百万挑一。妈妈奇怪的看着我，翘了翘嘴唇给我又添了些饭。俱乐部里，爸爸一举发球得分，赢了“退休者流动奖杯”。我说他真是百万挑一。哦，那个发球才是百万挑一，爸爸谦虚的推辞。但他看起来很高兴。但这不是我要的，这个词一跳出口，就失去了那种奇妙的紧迫性，而变得平平淡淡，像“把盐递过来”或“这洗澡水热不”一样。如果说索尔是百万挑一，那我就是少得多的人里挑一，比如十里挑一。他是被选中的，我是平庸的。他被我所理解不了的力量触到并改造了。而我却留下来清理玩具柜。只有一个方法，可以填补上这个沟壑，把索尔带回人间，但我想把它留到最魔幻的一刻。我想等到那个时刻，不早不晚，呼之欲出，索尔不回来都不行。这是我的秘密武器，谁都不知道，妈妈虽然得意她做的豆子，但她也不知道。这是我和索尔的事。
当冬季快要捱成春天的时候，爸爸病倒了。二月的一个早晨，他坐在椅子上，面色发黑，像壁炉里的灰烬。然后他手指在身前张开，嘴唇翕动，费力的站起来却跌倒了。这一切发生的太突然了，也太连贯了，像经过了几周的排练和润色。又是救护车警笛，急刹的车轮，行色匆匆的白大褂。心肌梗塞不是百万分之一的几率，但照样会把人生命夺走，没有眩晕，但有黑暗，还有无尽的等待。
我知道不能回头了。是时候了。必须立刻行动，没时间了。当他们把爸爸抬出去时，我冲进玩具柜，紧紧地闭上眼睛，又在炫目的光中睁开，大声地喊道：“索尔！索尔！索尔！”我想保持头脑空白，像想象中死亡的感觉一样，但爸爸和索尔在混乱的画面中忽隐忽现，如同狂风中的树叶，而我在平静的风暴中心。忽而是爸爸在屋顶玩玻璃球，忽而是索尔一遍又一遍地发球得分，忽而是爸爸和两头牛，忽而是索尔在早餐桌前弓着背。画面旋转呼啸，它们越是狂舞，我的声音变得越发清晰，像钟声敲响：“索尔！索尔！索尔！”柜子充满各种声音，我的声音，回声，还有像是来自另一个地方的声音——那是索尔所在的地方，大概吧。柜子似乎在呻吟，混响，就像被闪电雷鸣击中一般。随时，这个柜子都有可能爆开，而我会在一个绿色的山谷里，清澈的小溪潺潺流过，还有红色的木槿花。我会穿过高草，趟过流水，看索尔摘花。睁开眼，就会看到索尔在那里，捧着木槿，开心的笑。你去哪儿了，他会问，好像是我而不是他被烧成了灰烬。我心中把握十足得几乎要溢出来，简直像在庆祝。我啜泣着睁开眼。只有柜子四壁上灯泡的倒影在眨着眼睛。
我想我又睡着了，因为醒来周围是更加浓重的黑暗。已经很晚了，早已过了应该上床的时间。我慢慢的爬出柜子，舌头上像长了层毡，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。我的头脑也像一块浇铸了的金属。然后我听到有人叫我名字。妈妈坐在窗边的椅子里，一束惨淡的月光勾勒出她的轮廓。你爸爸会好的，她轻轻地说，他不久就能回家了。她一动不动的坐在那束光中，如果索尔幸运的话，此时照在他身上的光也会如此吧——倘若他像我们中任何一个，十里挑一，或更普通一些。于祝福中这束光降临，安抚着妈妈，轻柔的抚过六条街外的医院里的爸爸。我伸过手去抚摸妈妈的手臂。像洗澡水一样温暖，她的皮肤像木槿花瓣。
妈妈和我，我们俩坐了许久，其间时不时听到些轻微的夜的声响和蟋蟀嗡嗡飞过的刺耳声音。然后我起身回房。妈妈疑惑不解的看着我。还好吧，她问道。我告诉她我很好，我要去整理下房间。然后我就来到玩具柜边，又用泰迪熊和画书把它填满。
多年过去了，我们搬到罗尔克拉，是东北部一个小的采矿镇，靠近詹谢普尔[2]。十六岁的那年暑假，我在那边的密林迷路了。林子并不是特别大——最多三里见方。我只需拼命蹬车，几分钟就到通向镇子的土路上了。但是叶子的颤动使我停住了脚步。
我跳下车，站定聆听。树的枝垭伸向天空，就像爪子伸在头顶上。天空有块云彩，像动物的白肚皮。影子落在绿与黑交织的地面上。四下漂浮着细小的声音，好像有人用空气奏了一段序曲。然而又好像什么声音也没有，只是影子静静移动，壁上灯泡眨眼。多年之后，我终于又记起了索尔。然后我又傻傻的等，不是等待答案出现，而仅仅希望结束这林子带给我的恐惧，一个一个不和谐的和弦，一点一点架构起的内心的恐惧。终于，我再也受不了这刺耳的音符，我跨上车疯狂的蹬脚踏板，耳边充斥着班西女妖[3]的尖叫，两脚机械的蹬着踏板。地面上没有路，树叶和石头飞起来，阵阵尘土扬起又落定。空气是凉的，不动声色，而我冲入了渐暮的天光。
注：1. 玛妮妮·娜雅尔（Manini Nayar）: 美国女作家。安德鲁·杜伯斯短篇小说奖（Andre Dubus Short Fiction Award ）获得者。2001年赢得“波士顿评论”短篇小说竞赛和“标准杂志”的第五届年度故事竞赛。现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教授英文和妇女研究。
2．詹谢普尔: 印度东部城市，位于加尔各答西北以西，1911年后发展成为一个钢铁制造中心。
3. 班西女妖: 盖尔族（多在苏格兰，爱尔兰一带）民间传说中的女鬼，其哀号预示家中将有人死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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